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文版
格林斯潘在2007年底推出具有自传性和学术性的回忆录《动荡年代：勇闯新世界》。回忆录内容，大家都能在网上看到一鳞半爪，但是不能得窥全豹：格氏的经济思想从何而来？其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是不痛不痒的泛泛而谈，哪些是对症下药的紧要偏方？世界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各大市场（股市、债市、汇市和包括能源和金属在内的各种期货市场）到底是什么现状？社会保障和收入差异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这些将如何影响美国和世界经济走向？作为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的真正制定者和推动者，他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味道？在回忆录中，他详细论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经济改革性质，和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主流宣传大不相同。这也是此回忆录不能在我们大陆及时出版的真正原因。有关方面担心看了他的回忆录，会引起思想混乱，导致社会动荡。但是，真的会引起思想混乱，导致社会问题吗？凭什么，这书有的人能看，而大多数人不能看？同为中国人，凭什么台湾人、香港人能看，而我们大陆人反倒不能看了？我们可以“被”思考，也习惯于“被”思考，但是，谁为我们的投资行为负最终责任？普通投资者需要的恰恰是和平的稳定的发展的投资环境，只有特殊投资者（比如军火商）才惟恐天下不乱。我相信看这本回忆录的人，一定是热爱和平、希望中国繁荣富强的人，一定是理性看待历史事件、展望美好未来的人，一定是关切投资行为、投资回报和投资方向的人。 引言2001年9月11日下午，我参加完在瑞士举行的国际银行家例会，搭乘瑞士航空128次航班飞返华盛顿。正当我在座舱内踱步的时候，护送我出行海外的卫士长鲍勃•爱格牛在过道里把我拦下了。鲍勃是前秘密特工，为人友善但话语不多。此刻，他看上去神情严峻。“主席先生，”他低声说道，“机长要在前头见您。两架飞机撞了世贸中心。”我一定满脸疑狐，因为他加了句“我不是在开玩笑。”
驾驶舱内，机长神色惶然。他告诉我们刚刚发生一桩针对我国的可怕攻击——有几架民航飞机遭到劫持，其中两架撞进世贸中心，一架撞上五角大楼，还有一架下落不明。他所知道的就这些了，他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说道。我们要飞回苏黎士，但他不会向其他乘客广播真实原因。
“我们非返航不可吗？”我问道，“可以降落在加拿大吗？”他说不可以，他接到的命令是折返苏黎士。
我返回座位，机长则发布广播说空中交通管制要求我们飞回苏黎士。座位上的电话立刻就被打爆，我无法和地面取得联系。那个周末和我同在瑞士的美联储同事们，都已经上了别的航班。我没有办法了解事态进展，无计可施，只好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东想西想。我望向窗外，随身携带的工作、成堆的备忘录和经济报告，统统被我丢在包中不理：这些袭击会不会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序幕呢？ 我最先牵挂的是我的妻子安德莉娅，她是NBC电视台驻华盛顿的首席外事记者。令人宽慰的是她人不在纽约（译者注：NBC电视台总部在纽约），而且当天她也没有计划采访五角大楼。我想她应该在华盛顿城中的NBC分台里，正忙碌着报道新闻。所以我不用太担心，我安慰自已……但是，万一她在最后关头，临时前往五角大楼采访某位将军呢？
我担心美联储的同事们，他们和家人都安全吗？美联储职员一定正忙着应对危机。此次袭击——自珍珠港事件以来首次发生在美国本土——将陷国家于混乱，我需要凝神思考的问题是：经济会因此元气大伤吗？
显然，种种经济危机呼之欲出。最坏的情形便是金融系统崩溃，我想这倒不太可能发生。美联储管理的电子支付系统每日调度的资金和证券高达4万亿美元，在美国所有银行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大多数银行间互相转账。
我们向来认为：如果存心破坏美国经济，只要搞掉电子支付系统就可以了。银行将不得不回到低效率的资金实物转移，而商业将局限于物物交换和欠据欠条。全国经济活动水平将会一落千丈。
在冷战期间，美联储为金融系统赖以运行的通信和计算机设施建立了庞大的备用系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核打击。我们有花样繁多的安全措施，比如，把某个美联储银行的数据备份在数百英里外的另一家美联储银行里，或者某个遥远的地方。万一发生核攻击，我们可以启动备用系统并在无核辐射区迅速运行。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将在当天启用的正是这样一个备用系统。我相信他和我们同事定会采取必要手段来保证世界美元体系继续运行。
然而，虽有可能，但我并不认为劫机者矢志摧毁金融系统实体。这更有可能是一次反对资本主义美国的象征性暴力活动，就象早在8年前世贸中心车库里的炸弹事件一样。真正令我担心的是由这类攻击所带来的恐慌——特别是还有攻击将不断袭来的情形之下。象我们这样复杂的经济体里，劳动分工环环相扣，人们必须不停地互相交换产品和服务，没了商品交换，所有家庭都得完蛋。如果人们退出日常经济活动——投资者狂抛股票，商人远离交易，老百姓呆在家里害怕去购物中心遭遇自杀炸弹——就会出现滚雪球效应。此种心理将导致大众恐慌和经济衰退。象我们正在经受的这种惊骇是可以引起经济活动偃旗息鼓大幅萎缩的。祸不单行，诚非虚言。 飞机远在空中尚未落地，我就已认定世界要发生我还不能说清道明的变化。我们美国人从冷战后十年来怀揣着的良好自我感觉已然破灭。
我们终于在当时时间晚上8点半——美国时间刚刚过午后抵达苏黎士。瑞士银行官员接我下飞机，拥着我进入候机厅的贵宾室。他们表示可以为我播放世贸双塔倒塌以及五角大楼起火的录像，我谢绝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贸中心附近工作，那里有我的朋友和熟人。我揣测伤亡人数是惊人的，其中一定有我认识的人。我不想看到毁灭，我只想要一部打得通的电话。
我终于在晚上9点钟之前几分钟打通安德莉娅的手机，听到她的声音，我大松一口气。我们彼此确认对方安然无恙之后，她说她得赶紧挂机：她正在值班，马上要接着播报当天事件的最新消息。我说：“快跟我说说那边的情况吧。”
她当时一只耳朵贴着手机，另一只耳朵里戴着耳塞，身在纽约的特别事件制片人在里面几乎喊起来了：“安德莉娅，汤姆·布洛考要和你连线了！你准备好了吗？”她只来得及崩出半句“听着！”说时迟，那时快，她把开着的手机放在大腿上，对着摄像机开始播报。就在那当儿，我一字不差地听到了全国人民听到的直播新闻——失踪的美国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
然后，我才打通电话，联系上正在美联储的罗杰·弗格森。我们把危机处置预案快速地过了一遍，不出我所料，一切都在他的良好掌控之中。此时，所有飞往美国的民航班机都已停飞，于是，我打电话给白宫办公室主任安迪·卡德，请求提供返回华盛顿的交通工具。末了，我在私人保镖护卫下，返回酒店睡会儿觉，同时等待指示。 黎明时分，我再次登机，这一回坐到一架美国空军KC-10加油机的驾驶舱内。机组人员往常飞行于大西洋上空给各种飞机加油。舱内气氛凝重。“您怎么也想不到，”机长说，“听！”我把耳朵靠近头戴式耳机，但除了静电声外什么也没有听到。“正常情况下，大西洋上空充满无线电通话，”他解释道，“现在的静默极其怪异。”显然，机外什么人也没有。
当我们飞临东海岸进入合众国神圣领空的时候，两架F-16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机长获准飞越曼哈顿南端上空——原先世贸双塔所在地已是烟雾腾腾的废墟。数十年来，我的办公地点离那里不过数个街区而已。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一天天眼看着世贸双塔拔地而起。如今，从3万5千英尺俯瞰，它们那冒烟的残骸成了纽约最醒目的地标。
当天下午，我在一名警察护送下，穿过路障重重的街道，驱车直抵美联储，随即投入工作。
电子资金大多流动良好，只是由于民航停飞，老式支票的传输和承兑出现延误。那是个技术问题——一个严重问题，不过，全体职员和各个美联储银行完全有能力给各个商业银行临时追加额外信贷。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和聆听，寻找灾难性经济大衰退的征兆。911之前七个月，经济一直轻度衰退，还未摆脱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不过，情况开始出现转机。此前，我们迅速持续降低利率，市场开始趋于稳定。到了8月底，公众关注点已经从经济转向加州国会议员加里·康迪特，该议员的几则声明闪烁其词，事关年轻女子失踪案，完全占据晚间新闻，安德莉娅没有任何具有全球意义的新闻可供报道。我记得当时头脑里闪过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如果电视新闻大多集中在国内桃色事件上，那么这个世界一定状况良好。而在美联储内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率到底该降多少。 911之后，来自各个美联储银行源源不断的报告和统计数据，却呈现出另一回事。美联储系统由分布于全国各地的12家银行组成。每一家美联储银行贷款给本地区的各家银行并加以监管。美联储银行也是美国经济的窗口——银行官员和职员与本辖区的银行家及商人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收集到的订单和销售信息，胜过每月公布的官方数据。
现在他们告诉我们全国人民什么钱也不花，除了花钱购买物资，防备可能再度发生攻击。食品、安全装置、瓶装水和保险的销售上升，所有旅行、娱乐、旅馆、旅游和传统商业活动全都下降。我们预料到从西海岸运到东海岸的新鲜蔬菜会因为空运暂停而难以为继，但是很多其它业务如此快地受到重创，还是令我们颇感意外。举例说吧，汽车零部件从安大略省温莎市运到底特律市的工厂，要通过连接这两个城市的河流桥渡，慢得象爬虫——这是福特汽车公司决定暂时关闭5个工厂的原因之一。很多制造商多年前就已经转向“及时”生产方式，不再在工厂里库存零件和材料。有需要时，他们仰仗空运来递送关键零部件。关闭领空和封锁边境导致缺料缺货，产能陷入瓶颈，被迫取消生产班次。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足马力高速运转。9月14日，星期五，国会批准第一笔400亿美元紧急拔款，并且授权总统武力对付任何攻击我们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布什总统发表也许可算是任内最有影响力的演说，振奋国人的精神：“美国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因为我们是为世界上的自由和机遇指引方向的最明亮灯塔，”他说，“但是最终——没有人可以挡住它的光辉照耀！”他的支持率飙升到86%，而政治人物们，都成了双党派人士——哪怕仅团结一会儿。众多“奇思妙策”云涌国会山，希望帮助国家重振雄风。有向航空业、旅游业和娱乐业注资的众多计划；有向商业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以鼓励投资的大量建议；屡屡提起针对恐怖主义的保险事宜——如何对这样灾难性的事件进行保险？如果有这样的保险，国家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我认为，为了全面消除这些负面连锁反应，让商业飞机重上蓝天刻不容缓。（国会很快通过一项150亿美元的航空运输拯救议案）但是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怎么注意那些争论，因为我全神贯注于更为宏观的整体形势——对此我仍未明了。我深信答案不在于又大又仓促且代价高昂的表态中。常见情况是：每逢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每位国会议员都觉得他必须提出议案，总统们怀抱有所行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台短视低效而且常起反效果的政策，比如1973年第一次欧佩克石油危机时期，尼克松总统强行颁布汽油定量供应政策。（该项政策导致当年秋天在美国某些地方排起了购买汽油的长龙）不过，坐到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上的14年间，我已经多次见过经济从危机中起死回生——包括我任职才5周时证券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我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房地产的大起大落、储贷业危机以及亚洲金融风暴中挺了过来，更别提1990年的大衰退了。我们享受了证券史上最长期的市场繁荣，继而饱尝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痛苦。我渐渐开始认识到美国经济最强大的力量正是它的韧性——吸收破坏力并复原的力量，其方式和步调，常常是无法预测的，更不会轻易听人摆布。况且在目前的恐怖情势下，还无从得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想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观察和等待，直到我们对911的确切后果有更好的了解。这就是我于9月19日下午，在众议院议长办公室的一个会议上，向国会领袖们的进言。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德、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会同克林顿总统任内的前财政部长鲍勃·鲁宾、白宫经济顾问拉雷·林赛在国会大厦靠众议院这边、附属于哈斯特德办公室的一间装潢简单的会议室里开会。立法者们想听取我、林赛和鲁宾关于此次袭击对经济影响的评估。接下来的讨论极其严肃认真——没有哗众取宠的表演。（我记得暗自思忖：这才是政府应有的工作态度） 林赛认为恐怖份子严重打击了美国人民的信心，最佳的反制措施就是减税。他和其他人主张尽快给美国经济注入约1000亿美元。这个数目吓不倒我——约占国家年总产值的1%。但我对他们说，这1000亿美元到底是多了还是少，我们不得而知。不错，航空业和旅游业深受影响，报纸上充斥着各种裁员的报道。不过令人感到神奇的是，9月17号，星期一，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在离世贸遗址仅3个街区的地方成功地重新开张了。这是重大举措，给人以昨日重来系统依旧的感觉——可以说我们在美联储东拼西凑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亮点。与此同时，支票承兑系统也恢复正常了，还有，股票市场并没有崩盘：股价只是跌了一下就稳住了，这表明大多数公司并未深陷危机。我对他们说，明智的做法就是继续研究新的方案，过两周再开会，那时我们掌握的情况会更多。
第二天早上，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一个公开听证会上，我表达同样意见，力劝大家沉住气：“没有人能够完全估算出911这场灾难带来的损失。不过再过数周，恐慌渐渐消失，我们便能较为准确地评估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对近期经济的影响，”我还强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对各次冲击，美国经济变得更有韧性。金融市场取消了管制，劳力市场比过去宽松多了，还有，信息技术在最近取得长足进步，这些都大大增强了经济吸震和复苏的能力。”
其实，对于形势，我算是表面乐观内心忧惧吧。和大多数在政府里工作的人一样，我一直预感会发生更多的袭击。这种感觉一般不会公开说出来，但是你看看参议院表决时的一致通过就清楚了：98对0通过对恐怖份子使用武力，100对0通过航空保安条例。我特别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苏联解体的混乱中，核武器是有可能被人从兵工厂偷出来的。我还想到水库可能会遭到污染。不过，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如此悲观的立场，因为如果我把所想到的可能性全部说出来，会把市场吓得半死。我知道我可能谁也瞒不了，不过，市场中的人会听到我的讲话，并说：“我真的希望他说得没错。” 九月底，第一批经济不景气的数据出来了。通常，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新增人数能在第一时间清晰地反映出经济是否出了问题，该人数由劳动部每周统计一次。当月第三周，申请高达45000份，比八月底高出13%。该数据证实了新闻报道中失业人员范围之广、窘迫之深。我仿佛看到成千上万原先在酒肆宾馆度假胜地工作的人们现在生活无着，不知该如何养活自已和家人。我据此得出结论：经济不会很快复苏。这次打击太大了，具有高度韧性的经济也难以承受。
象很多分析家一样，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都在研究经费和减税方面的一揽子提案及相关的数目。对于每个提案，我们想尽办法洞悉细节、估算总额的数量级，有趣的是，它们都在1000亿美元左右——这正是林赛当初提出的数额。
10月3号，星期三，我们又在哈斯特德的会议室碰头，还是讨论经济问题。再过了一个星期后，初请失业金人数更多了——又有517000人申请失业救济。此刻的我，决心已定。当我还在担心再度发生袭击的那段时间里，是无法知道情况到底会有多糟糕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未雨绸缪保护经济。现在，我对与会之人说：损失已经可以测算出来了，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加以挽回，而且实施经济刺激正当其时。总额1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措施看起来是蛮合适的——够多，但又不至于多得令经济过热从而导致利率上升。立法者们好象没有异议。
当晚我回家，自以为态度鲜明表述清晰，促进了共识的达成：这1000亿美元的数字最初可是拉里提出来的啊！因此，当读到媒体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时，我大吃一惊。听上去似乎全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方面，国会和政府当局对我言听计从的传闻，令我暗喜，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的报道又让我如坐针毡。对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我向来不能处之泰然。从早年起，我就视自已为一个幕后的专家，一个命令的执行者而非号令者。1987年股灾的历练，使我能镇定自若地作出重要的决策。但是哪怕到今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仍然手足无措。外向——那不是我的性格！
*比如，2001年19月15《时代杂志》报道：“格氏态度之转变予立法者以久盼之绿灯……白宫与两党领袖咸服格氏之衡论：新定之国用与减税总额应为岁入之百分之一也。此数，当有立竿见影之近效，无赤字膨胀之远忧，过则将遽致长期利率之抬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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