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危机进入第三阶段？
作者J. Bradford DeLong为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翻译：Xu Binbin
伯克利——我们已经成功渡过、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渡过了欧元危机的前两个阶段——因为公共和私营部门过度杠杆化而导致的银行业危机，以及对欧元区政府信心的急剧丧失。但接下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此次危机中时间最长也最危险的第三项因素：那就是欧元区南部和北部国家的结构性失衡。
先来说说好消息：人们对欧洲银行陷入崩溃、惊慌失措的投资者拼命逃生而导致欧洲陷入萧条的恐惧现在似乎已经过去。同样，完全因欧盟政治运转不畅导致欧元区政府违约、进而造成同样可怕后果的担忧现在也似乎正渐渐散去。
欧洲能否避免深度衰退取决于它能否正确处理这两方面的危机。但欧洲的总体经济增长能否避免失去的十年仍然难以预料，因为这取决于南欧政府能否迅速恢复竞争力。
南欧失去竞争力的过程首先由市场价格信号驱动——这些信号对企业家构成激励，而企业家个人的理性选择又反过来影响到宏观经济。北欧掌握大笔资金的投资人过去愿意以极优惠的条件借钱给南欧的借款者，而2007年前火热的消费状况又导致南欧国家雇主愿意迅速提高工资。
结果造成南欧经济格局中工资、价格和生产率水平只有在挣12欧元花13欧元时才合乎情理，而这相差的1欧元就来自于北欧的融资。同时北欧的工资和生产率水平只有在赚1欧元花不到1欧元时才合情合理。
如果像现在这样，欧洲不愿继续容许南方花钱比挣钱多而北方挣钱比花钱多，就必须相应地调整工资、价格和生产率。如果我们不愿让子孙后代追悔“失去的”几十年，那南欧的生产率水平就必须相对于北欧升高，同时工资和价格水平则必须降低约30%，这样南欧才能依靠出口支撑消费而北欧则用盈利来购买南欧的产品。
可以试行五项政策措施来保护欧元、避免经济停滞：
北欧可以容忍较高的通胀率，五年内通胀每年增长两个百分点可以完成南北调整三分之一的任务；
北欧可以推进社会民主，让福利国家消耗更多开支；
南欧可以大幅缩减税收及社会服务；
南欧可以调整企业结构，让企业推动生产率；
南欧可以强制实行通货紧缩。
第五项选择或许最不明智，因为它会带来失去的十年和欧洲竭力避免的经济崩溃。第四项选择也许最为理想；可如果有人知道怎样让南欧企业生产率赶上北欧的水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因此我们只剩下前三个选项，也称为“恢复欧洲增长政策”，这个词在所有的国际公报上频繁出现。但公报却从来不曾提到更具体的措施。欧洲受过专业训练的管理者理解采取“政策恢复欧洲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有些欧洲政治家其实也理解。但欧洲的选民却被蒙在鼓里，因为政治家担心说出真相会成为职业生涯的绊脚石。
可如果欧洲不在今后五年内采取前三项目标政策，就无法避免做出艰难的选择：或者接受南欧失去的10年（也许北欧也无法幸免），或者通过财政转移继续让南北支付失衡存在下去——而这等同于向北欧收税。
北欧政治家应该向公众说明“恢复欧洲经济增长政策”实际意味着什么。否则十年以后，他们将被迫承认今天的犹豫造成了北欧巨额的税务负担。这或许才是真正毁掉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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