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顺差之争可休矣

发表于 2006-2-17 10:56


	自上世纪末中国对美贸易出现大规模顺差来，中美双方总要因对顺差/逆差规模的不同估算争论一番，争论的热度则随顺差规模的增长升温。就在前日美国宣布设立“对华执行办公室”（China enforcement office）搜集中美“不公平贸易”证据的同时，中国商务部官员在“中美经贸论坛”援引中国统计数字，认为美国把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几乎夸大了一倍。 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无论是2016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统计）还是1141.7亿美元（中国商务部统计），近日围绕这一数字的新一轮辩论应称得上白热化了：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单一国家的最大贸易逆差，也是中国对单一国家贸易的创纪录顺差。这类争论很像是自说自话，因为双方引用的数据来自不同的统计口径。除去确认原产地方面的差异之外，在美国对华商品和服务输出方面，美方的出口统计与中方的进口统计结果差别并不大。近千亿美元差额的主要原因在于，中方的出口统计倾向于低估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价值，美方的进口统计则倾向于高估美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对应价值：作为前者基准的离岸价比作为后者基准的普查价低出不少。而且，中方统计把经过香港等第三方的转口贸易排除在外，美方统计则包括了转口贸易。但这不仅仅是口水战，而是双方在市场开放、行业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些实质性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砝码。汽车零部件、电信、金融服务及医疗保健行业的准入和开放，是美方关心的实质性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则是一个令美方恼怒，但本质上短期难以改善的法律议题，而非贸易问题。美国夕阳产业在贸易逆差冲击下萎缩同样是个长期问题，但政客们总要有所交待，中国贸易顺差当然是只手到擒来的替罪羊。贸易不平衡并不意味着一方的贸易利益以另一方为代价：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有83%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大部分以美国市场为目标，其中美国公司获利甚丰；而储备积累的大部分则投资于美元资产——如果把中国看作美国贸易的“离岸逆差中心”，那么美国则是中国资本输出的“离岸投资中心”。中国官员所称的“中美经贸利益的平衡是贸易与投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总体平衡”根据即源于此。总体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正在变化。例如，中国宏观经济专家宋国青认为，中国总体贸易顺差的顶点（2004年底2005年初）已经过去，2005年内顺差一路下行，2006年预测可能是零增长，2007年甚至可能会下降。然而，上述结构性因素将使得中国对美顺差难有大的下降，这并不因中国多买了波音飞机而终止，也不会因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更容易而逆转。毕竟，如果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如果不是贸易顺差/逆差成为政治和谈判筹码，争论其规模又有什么意义呢？

发表于 2006-2-17 10:58


	夏斌：人民币汇率调节贸易差额的影响已弱化　　传统经济学认为汇率能自发调节贸易差额。针对中美贸易差额，美方不断制造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暂且不论汇率争执中的美方政治因素，以下仅就经济因素分析证明，目前汇率对调节贸易差额的影响已明显弱化。　　当今世界贸易格局是近15年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1991年，二战后持续了近60年的世界“冷战”格局解体。原苏联、东欧各国及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迅速走上了市场经济轨道，经济运行规则与西方逐趋统一。西方大国在政治上也不再限制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正是政治上的解禁、经济体制上的开放与趋同，长期被压抑的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转移需求被立即释放并得到满足。从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再也不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而主要面向市场广阔、劳动力资源既丰富又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并以资本输出带动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输出。1991～1997年，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只有8.8%，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却增长了32.3%。与此相对应，在全世界资本流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的背景下，自然带来了世界贸易结构的重大变化。　　一是跨国资本流动直接带动了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国际贸易。跨国资本流动不再以当地市场与自然资源为主，而是以全球市场、资源和风险的配置为主。欠发达国家的生产是全球生产链的延伸，由此必然形成贸易的大发展和贸易优势。　　二是国际贸易竞争从过去以企业间的比较优势为主，转变为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国际贸易格局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和跨国公司内贸易为主。　　三是世界三大区域的贸易差额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从“一顺一逆”(对欧盟顺差，对东亚逆差)变成“双逆差”。欧盟从“双向逆差”变成“一顺一逆”(对美国顺差，对东亚逆差)。东亚“双顺差”情况没变，但对欧美的顺差规模从1千多亿美元增长到4千多亿美元。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汇率对世界贸易差额调节能力的弱化趋势。其原因：　　一、部分汇率风险已被跨国公司内部化。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贸易主体后，汇率成了跨国公司内部核算价格，主要调节内部的利益分配，并不严重影响整体利益，影响力有限。中美贸易中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美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1992～2005年，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发生较大波动，但据美国商务部报告，1992～2004年的关联贸易占美从华进口比重却从10.5%一路上升到27.1%，占美对华出口比重从4.9%上升到14.2%。　　二、汇率波动对产品最终售价的影响力有限。一方面，产品最终售价中服务等非贸易部分占比不断提高，对汇率的敏感性下降。据美国公司估计，中美贸易的价值链基本上由美国企业控制。美国自中国进口价值1美元的商品在美零售价约4美元，3美元被美国品牌拥有者和流通领域赚走。中国仅得1美元，其中20美分相当于利润和折旧，往往被出口企业所有人——台湾或香港厂商获取，30美分用于购买进口原料，中国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和基础建设，仅得50美分。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以消费品为主，且美国掌控价值链的绝大部分，因此人民币小幅升值并不会大幅改变其零售价。　　另一方面，汇率高频波动，使国际贸易承受不必要的汇率风险。为保持市场份额等目的，出口厂商更倾向于自我消化汇率风险，而不是转嫁，因此对需求的影响明显弱化。就是从1985～1987年间美日的经验看，进口价格与汇率波动、出口价格与生产成本的相关性也相当弱。美国1985年汇率贬值后半年，真实进口价格仍低于其最初水平，一年后真实进口价格的上涨幅度，比起美元的贬值幅度仍微不足道。日本的单位劳动成本与制造品的出口价格变化比例也极其不相称，日本制造商试图稳住出口价格，而不是使价格与成本同比例变化。　　三、汇率波动基本已由金融性交易主导。目前全球外汇交易全年日均量仅达世界全年贸易额的10%左右。由于美国出于本国政策目的，在全世界发行过多美元，引起全球资产泡沫此起彼伏，金融性交易的流向已经常脱离实体经济。汇率波动信息中存在噪音，不仅不能自发调节贸易差额，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因此平衡巨大的贸易差额已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汇率的市场化调节。从现实看，1995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但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在1995～2002年间走强，2002年后却又出现疲软。日元1985年广场协议后大幅升值与波动，但日本一直贸易顺差。　　四、经验数据也表明，贸易不平衡格局具有自身长期的内在稳定性。1996～2004年，不但世界各国的汇率发生了较大波动，各国经济也发生了较大的调整，但从国际经常项目基本格局看，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美国在将近1/4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陷入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局面，且逆差的绝对额不断扩大；欧元区除个别年份(如2000年)出现逆差外，均为顺差；日本一直保持顺差；亚洲国家(日本除外)的顺差则在不断扩大。总之可以说，除非汇率发生长期、持续的大幅波动，否则汇率波动容易被经济结构的调整所吸收。　　当然，汇率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不能说已完全消除，但相对15年前，其重要性大为降低。汇率波动不会轻易影响贸易额已较大的单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需注意的是，第一，存在多个相类似竞争优势的国家，汇率的长期同方向波动，仍会导致跨国公司重新配置资源，从而影响其贸易差额。第二，汇率的长期同方向波动往往导致某个国家部分原有优势的丧失，需要重新寻找、建立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个过程充满风险。但从国际经验看，在应对汇率波动方面，除个别国家出现失败外，在不发生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大部分国家仍能有较强的调整能力。第三，汇率波动对国内不同企业的影响不同。跨国企业、大企业有能力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配置生产链，因此能有效抵御，甚至利用汇率波动。但出口导向的内资中小企业，尤其在外汇市场发育不完全的环境下，汇率波动对其危害较大，较直接，不能忽略。

发表于 2006-2-17 10:59


	创新能力不足成中国经济软肋靠引进技术不可能　　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陈清泰在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专题演讲中谈到了对企业创新的看法。　　大好形势下的隐忧　　陈清泰首先谈到了大好形势背后的隐忧：近二十年，大公司纷纷收缩业务范围，卖掉非核心业务，把实力集中于主业，着力创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构造了一个又一个巨无霸式的跨国公司，使全球产业集中度空前提高。而在中国，通过拼凑把企业做大，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要脱颖而出，产生以核心技术为支柱，具有全球意义的产业链的系统继承者和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的提供者，还有极大的难度。中国企业的弱点不仅在于产业规模、市场占有，重要的是以技术创新和品牌为代表的软实力的不足。　　可以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这也是中国经济实质性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闯过的一个关口。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威胁着中国的持续发展。现在，中国是资源消耗大国，但是我们的单位资源平均产出不足发达国家的1／10；中国是世界贸易第三大国，但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只占10%；中国是制造大国，但重要技术装备主要靠引进；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断增加，但是不仅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而且每年要为软件技术标准向外企支付高额的费用。中国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大国，但是，2004年中国电子百强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4.07%，而微软是28%，英特尔是21.9%，三星是18.8%，诺基亚是14.7%。因此陈清泰认为，不突破技术创新能力的瓶颈，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企业的竞争力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而在企业自主创新的问题上，不少企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引进，最终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阱，对此，陈清泰说，技术引进可以有两种模式选择：一种就是仅为了使用而引进，第二种就是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引进。由于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企业机制上的落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在技术引进上肯于花钱，因为它的效益立竿见影。而对消化、吸收却吝啬于投入，似乎是远水不解近渴。横向上，多家企业重复购买同一技术；纵向上，第一轮引进之后就是第二轮引进，结果是技术费用总量并不少，并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也没有培育出自己的技术创新力量。因此，企业企图依赖引进技术来构造自己的核心技术，进而打造国际竞争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反思外资的过度引入　　对目前很多地区对外资的大量引入，陈清泰表示应冷静看待：跨国资本是无根资本，有不可改变的逐利性。资本流入的时候会带来繁荣，资本一旦流出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现在不少地方一门心思引进外资，给他们超国民待遇，而对本国企业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发展关注不够，政策迟迟不能到位。殊不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形成内资和外资企业平衡的机制，企图完全依赖外资构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引进外资中利用外资企业的溢出效益，培育出本地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么我们不仅不能持续的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而且今天的繁荣可能就是日后的悲哀。　　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由于目前技术创新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且创新成果又非常容易被盗版、流失，使得技术创新所要求的环境、条件比其它投资要苛刻得多。因此陈清泰指出，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最重要就是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而环保法律、技术标准、安全卫生法规、市场准入门槛等等都是政府推进技术进步的有效措施，只有使成功的技术创新能安全的获得应有的高回报的政策环境，企业才会把技术创新作为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才有技术创新的持久动力。　　与此同时，支持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调查显示，即便在大型企业十分强盛的美国，技术创新83%的成果仍然来自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产权清晰、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勇于冒险，有利于分散风险，这些特制使它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但是中小企业是企业群体中的弱者，很多科技企业创业者有创意、有知识，但缺乏资金和商业运作经验，政府的政策扶植和培育专业化、网络化的服务辅导体系是提高成功率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应该成为中国技术的亮点，应该为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多贡献。

发表于 2006-2-17 11:00


	人民币兑美元连创新低央行称升值范围在掌控中　　近期人民币兑美元连创新低，突破8．05元大关。13日我国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首次突破8．05：1，达到了8．0472：1。1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继续高位运行，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1：8．0477。至此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民币已连续升值230个基点。　　国际金融专家王元龙告诉记者，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是很正常的，无须大惊小怪，目前的升值范围应该仍在央行掌控之中。　　王元龙表示，中国目前还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如果人民币升幅太快，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影响到金融安全的话，管理当局有责任、有义务进行干预调节。不仅是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汇率浮动都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调节，服从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美国也不例外。　　他强调，决不能把汇率市场化看作是完全的自由浮动，这是片面的。必要时，央行有义务进行干预调节，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不过，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日前在中美经贸论坛上表示，近期人民币汇率快速上涨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市场机制将在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中发挥作用。她强调，人民币汇率快速上涨不是央行干预的结果，而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我们需要的是让基于供求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吴晓灵同时表示，官方不会再干预汇率的变化。　　吴晓灵同时认为，人民币汇率虽并非中国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但汇率可以作为平衡贸易的一种工具。　　据了解，近期央行官员的讲话也被市场理解为，2006年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可能在2％～3％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提速。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称，央行一年期票据利率比美国一年期同业拆借利率低300多个基点，这样按照利率平价学说，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在3％以内，套利者攻击人民币是无利可图的，因此就为中国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有利的空间，也有利于汇率的稳定。对于这番表述，市场人士普遍认为这在暗示人民币汇率2006年将升值2％～3％。　　但在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气氛浓厚之时，“欧元之父蒙代尔给中国的忠告是：“中国应继续做已经在做的事，允许人民币小范围浮动。但是，对汇率进行任何大幅度的、快速的调整，在目前情况下都对中国不利，因为这会给中国带来方方面面的损失，比如会减少外国投资，会在中国西部以农业为主业的地区引起通货紧缩，而且可能会使中国9％的GDP增长率降低一半。所以，蒙代尔明确表示，人民币不应大幅升值，因为这对中国经济非常有害，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对于目前中国制造的商品占据了很大的国际市场，分享了不少原本属于其他国家的份额。蒙代尔直言：“我能理解那些国家的心情，但没人可以阻止中国发展的趋势，未来中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很可能会达到7％或8％，甚至9％。因此，希望通过改变汇率来阻挡中国发展脚步的想法，是不明智的。 　　不过，尽管人民币汇率近期屡创新高，但在本周一，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提交的《2006年总统经济报告》中，仍“控诉”中国的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及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一个原因，报告认为中国“严格控制的固定汇率”和“为限制货币升值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一定程度导致巨额美中贸易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