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丁资讯专贴（8月26）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被公安机关带走协助调查


关于公安机关对证券市场的调查，又出现不少新进展。

昨天晚间，新华网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某等８人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财经》杂志社王某伙同他人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某及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上述人员已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

据财新，中信证券知情人士证实，被公安机关带走协助调查的徐某即是中信证券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徐刚。同时，证监会协助公安机关调查的工作人员刘某，即为证监会发行部三处处长刘书帆，离职人员欧阳某为原证监会处罚委主任欧阳健生。

《财经》回应：关注记者合法权益

《财经》杂志社今天回应称：“经核实，本刊记者王晓璐确于当晚在其家中被公安机关传唤。因本刊尚未收到公安机关的任何通知，故无法确知王晓璐被传唤的具体原因。”

《财经》表示，对记者在职务范围内的正常采写行为承担责任，并关注其其他合法权益。

7月20日上午《财经》发表了本刊记者王晓璐采写的报道《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当天证监会发言人公开表示，认为报道不实。后应主管部门和证券稽查部门要求，对采编过程进行了书面说明。《财经》杂志社对记者在职务范围内的正常采写行为承担责任，并关注其其他合法权益。

全球股市近期大幅下挫，市场将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大幅让人民币贬值加剧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

新华社“新华国际”客户端今日报道称，经济遭遇压力时也不能只拿一两个国家来说事儿，欧美日也应为提振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多努力。

报道称，一些西方媒体习惯性地将本轮全球资本市场调整的导火索归咎于中国经济形势欠佳引发的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担忧。但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理应为世界经济复苏承担相应甚至更大责任。

文章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为扭转全球经济下滑趋势、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

新华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指出，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挑起的重担”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去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7.8%，高于美国的15.3%；预计今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至28.5%。

新华社文章称，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央行，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势必引发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和全球资产价格重置，美联储在评估加息时机和释放加息信号时应更为谨慎。

对欧元区来说，当务之急是稳定希腊债务危机局势，避免危机传染到其他国家，同时扩大投资和消费，加快结构性改革，重启经济增长。

当提及日本“安倍经济学”时，新华社指出，“安倍经济学”过于注重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只能获得短期的经济效应，必须彻底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出台可持续的增长战略，才能解决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等难题和化解财政危机。

以下是新华社全文：

新华网北京8月26日电 据新华社“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最近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投资者避险情绪明显升温，一些西方媒体习惯性地将本轮全球资本市场调整的导火索归咎于中国经济形势欠佳引发的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担忧。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今天，增长并不是一两个国家说了算的；同样地，经济遭遇压力时也不能只拿一两个国家来说事儿。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理应为世界经济复苏承担相应甚至更大责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为扭转全球经济下滑趋势、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发表文章指出，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挑起的重担”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去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7.8%，高于美国的15.3%；预计今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至28.5%。

与此同时，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在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展现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国内劳动力价格调整，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已明显缓解，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已从2007年的10%降至目前的约2%。

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提升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状况也有所改善，消费已超过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马车。中国经济正从此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向更多依靠国内消费驱动转变。

专家认为，在欧美国家进行大规模“去杠杆化”（减债）之时，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再平衡充当了全球经济增长减震器的角色。《金融时报》指出，如果中国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世界面临的危机可能要严重得多。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6月份在华盛顿表示，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这种情形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美国，应该对世界经济复苏承担更大的责任。

目前美国经济的“去杠杆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下降，但是储蓄率回升缓慢，投资依然疲弱。美国应继续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更多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劳动参与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为全球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在巩固经济复苏势头的同时，美国还应特别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外溢效应。
最近全球资本市场大幅调整的重要根源就在于美联储迫近启动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加息，执行六年多的零利率政策即将终结。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央行，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势必引发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和全球资产价格重置。考虑到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和市场信心脆弱，美联储在评估加息时机和释放加息信号时应更为谨慎，如果美联储加息引发新兴市场大幅动荡，美国同样会受到影响。

此外，欧洲和日本也应为提振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多努力。

对欧元区来说，当务之急是稳定希腊债务危机局势，避免危机传染到其他国家，同时扩大投资和消费，加快结构性改革，重启经济增长。

对日本来说，“安倍经济学”过于注重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只能获得短期的经济效应，必须彻底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出台可持续的增长战略，才能解决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等难题和化解财政危机。

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全球经济的变动中独善其身。面对共同的经济命运，国际社会需要同舟共济，方能其利断金。（记者高攀，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全球市场连续动荡，美联储加息时间变得琢磨不定。市场如今甚至不排除美联储或在10月份加息。

美联储今年还剩下9月、10月和12月三次会议，此前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时间在9月或者12月。根据日程安排，这两次FOMC会议之后将有新闻发布会，而10月份会议后没有，因此市场一度认为美联储不会在没有发布会的月份宣布加息。

然而，近期全球金融市场普跌，一些分析人士改变了上述看法。他们认为9月加息太快，12月加息太晚。

Credit Agricole固收策略负责人David Keeble对彭博新闻社表示，美联储真的有必要在12月以前行动，否则它的信誉将受到损害。不过，Keeble仍然预计美联储可能在9月加息。

美联储过去数月一直在释放将在今年加息的信号，直到近期全球市场剧烈震动，市场开始担心美联储或不会很快加息。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外汇策略负责人Greg Anderson则向彭博表示，10月加息是一种可能，因为市场目前动荡不安，9月加息过快。

根据彭博对交易商的调查，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为28%，10月加息的概率上升至34%，12月加息的概率升为51%。

通常情况下，美联储主席耶伦每隔一次FOMC会议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在10月会议后将没有新闻发布会。但是耶伦曾暗示利率决议与是否举行新闻发布会无关。

本文来自一财网，作者李德尚玉

余永定强调，如果把干预目标设定在一定的股指水平，只能鼓励投机，不断向股市投钱，必将对经济造成全面的不良影响。陷入越深，退出越困难。我们是否设计好了退出的路径?现在股市发生的已经不是恐慌性抛售，而是对股价进行价值重估。在这个过程中超调是难以避免的，政府不应该取代市场对股票定价。政府已经做了最大努力，应该让市场发挥询价和定价的作用了。

继上周五之后，全球市场进入暴跌模式(Capitulation投降式抛售)。美股盘前，标普、纳斯达克和道琼斯股市期货均跌逾5%，目前美国三大交易所暂停交易。这是否金融危机触发点？

“股票暴跌，一般情况下不会对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当然，也有例外，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香港。当时香港受到国际炒家的攻击，政府不直接干预，买进股票，逼退国际炒家，股市就会崩溃，而股市崩溃意味着香港经济的崩溃。中国2007年股市跌得更厉害，但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因此而受到的伤害是有限的。”8月24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余永定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在7%左右，只要稳住实体经济，假以时日，中国经济就会更上一层楼。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股市对银行体系的影响有限，对实体经济影响更有限。在他看来，目前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主要是财产和收入分配问题。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防范、打击违法、违规，使中小投资者得到充分保护。对股市的干预应该主要限于提供必要流动性。



中国可能已处通缩之中

数据显示，7月份PPI季调环比下降0.5%，在6月份季调后环比下降0.1%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跌。至此，PPI涨幅已连续41个月为负，创本轮PPI通缩周期的最低水平。

尽管CPI通胀率在最近数月有所回升，整体CPI通胀率仍然远低于政府公布3%的目标水平，如果扣除猪肉价格和服务业价格上升等因素，CPI恐怕比现在还要低。

余永定认为，按通常的定义，因为CPI依然在上升，中国并未处于通货收缩状态。但是，从通货收缩导致企业实际债务上升，从而对经济形成下行压力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经济可以说已经处在通缩中。因此，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克服通货收缩-债务上升的恶性循环。

“经济可能还要再下滑一段时间才可能变好。尽管今年上半年一些经济指标出现好转，但很难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出自2012年以来的下行调整阶段。1997年开始的通货收缩持续到2002年，经过5年的去产能和经济结构调整(关停并转)，中国经济才最终走出通缩。2012年之后，中国的产能过剩比1997年-2002年期间更为严重。当年有房地产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现在，虽然可以寄希望于创新产业。但按定义，创新产业是否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同当年相比，银行不良债权状况要好许多(但可能加速恶化)，但企业债务问题却严重的多。企业杠杆率过高，就会出现银行惜贷、企业息借的现象，融资贵、融资难问题就难以解决。发展股市是缓解企业债务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欲速不达。”余永定对《第一财经日报》称，对本轮经济调整的长期性应该有足够思想准备。他同时认为，股市本身有很多制度性的问题需要解决。若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希望股市能发挥很大的融资作用是不现实的。中国股市的现状最好不过的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基本面与股价不符

8月24日，上证综合指数的跌幅远超预期，中国股市似乎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基准上证综合指数8.5%，至3209.91点，击破3500点“政策底”，并抹去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两市2100只个股跌停，甚至养老金入市的利好消息也未能构成提振。8月25日，上证综指继续大跌。

“经济的基本面和现在股市价是不相符的，这几年是中国经济相当困难的一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企业盈利状况不佳，然而此前股市价格反倒暴涨了。”当然，股价在实体经济表现欠佳时强劲上升可能反映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向好的预期。但就中国目前的股市来看，很难说投资者是基于对中国和相关企业状况的发展前景作出投资决策的。除股价涨跌外，中国有多少投资者关心企业的分红和未来的分红前景?余永定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最然不能排除存在“恶意”做空、制度安排缺陷和政策失误的作用，目前股市调整，股价回落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证监会发言人曾表示“股市出现大幅度下跌系市场前期过快上涨的调整，是市场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他表示认同这种说法。

理性对待股市震荡

本轮股价暴跌令市场期盼政府出手救市。不少市场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救，中国就会发生系统性风险。而余永定向本报记者表示，对于这种看法，要有分析。首先，必须搞清什么是系统性风险。股市暴跌是否会引起系统性危机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其次，救市的含义也有所不同。

他认为，系统性危险是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的风险。并没有证据证明，银行体系受到股市暴跌的严重影响，更遑论实体经济。这次股灾涉及场外配置、两融等问题，因而对银行体系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股价的下跌会通过这些渠道会导致银行危机。银监会在此期间也并未发声，似乎也说明银监会并不认为银行体系安全受到威胁。

一些市场人士认为，由于恐慌、去杠杆等等，中国一度出现流动性危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这种流动性危机大概局限于证券公司等与股市密切相关的非银金融机构。有意思的是，在股市暴跌的同时，中国银行间市场的利息率并没有出现明显上升。这同香港当年银行间拆借利息率一度上升到300%不同，同美国次贷危机出现时短期资金市场冻结也有很大不同。

流动性紧张肯定不利于股市稳定。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是必要的。而央行确实放松了银根，给市场注入了流动性。政府限制高杠杆融资和投机活动的措施也是正确的。但政府能做和应该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过度干预只能适得其反。发展股市的目的是减少企业对债务融资的依赖，为风险企业的创新提供资金。但“国家队”入市买股票，停止IPO等措施至少暂时使股市丧生了正常的融资功能。花费了上万亿资金救市，市场依然动荡不定说明，政府的干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不成功的。

余永定强调，如果把干预目标设定在一定的股指水平，只能鼓励投机，不断向股市投钱，必将对经济造成全面的不良影响。陷入越深，退出越困难。我们是否设计好了退出的路径?现在股市发生的已经不是恐慌性抛售，而是对股价进行价值重估。在这个过程中超调是难以避免的，政府不应该取代市场对股票定价。政府已经做了最大努力，应该让市场发挥询价和定价的作用了。

A股再度进入暴跌模式，上证指数四个交易日重挫22%，令上万亿规模的股权质押市场接受第二次考验。

据证券时报·券商中国统计，剔除已解押股权后，今年以来共有873.43亿股股权被质押，涉及上市公司1031家，涉及质押市值达1.53万亿元。

但在经历连续几个交易日的暴跌后，越来越多个股跌破股权质押警戒线。截至周二收盘，一共有有221.99亿股跌破理论警戒线，参考市值达到4928.46亿元，涉及上市公司395家；同时，还有142.34亿股已跌破理论平仓线，参考市值达3224.3亿元，涉及上市公司262家。

其中，安硕信息一笔在6月3日质押的股权截止周二下跌了75%，已经跌破警戒线和理论平仓线，当时一共质押了40万股，合计质押参考市值7200万元。

此外，此前股价备受关注的暴风科技的两笔股权质押也大比例跌破警戒线。数据显示，暴风科技的股东冯鑫从6月19日和7月13日起分别质押了66万股和325万股，质押方分别是中金公司和深圳高新投集团，合计参考质押市值达到11.03亿元，目前分别跌破警戒线59.99%和55.55%。

何为股权质押

上市公司大股东因为资金的需要，在不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下将所持股权质押给受让方获得相应的融资。其质权方一般为为银行、信托等金融中介机构。出于风险控制考虑，金融中介一般会给出质押基准股价、质押折扣率(可通俗理解为放贷比例)、警戒线、平仓线。

银行等金融中介在做股权质押贷款时，根据企业经营、市盈率等情况，按照质押基准股价的折扣率设定一个“警戒线”，上市公司股东会被要求追加担保，若股东手中可追加的股份或资金不足，而公司股价继续下挫至基准股价的“平仓线”，则由质权人进行平仓处理。

国金证券的调查显示，现在股票质押的质押率主板50%到60%，一般为50%。小盘股或优质创业板股票30%到40%，一般为30%。中等规模股票需要看情况，在30%-50%之间。

质押人和融资人在同一条船上

面对股价大跌，融资方（企业）只有四个选择：补充质押股权、补充抵押现金和提前回购股权，第四个选项则是停牌。如果这上述条件都无法满足，被质押股权将面临被券商和银行强行“平仓”，但对于一些流动性不足、质押股数占总股本比例动辄超过50%的个股，一位券商人士表示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行业内并无先例，“但总要找到人接盘”。

一位在大型券商负责股权质押业务的资深律师对证券时报表示，随着股价快速下跌，他们部门近几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催促客户追加抵押品，各个客户都“补仓得特别厉害”，所幸的是客户一直很配合，目前还没遇到客户不追加抵押品的情况，但和上次暴跌不同的是，大家开始讨论，如果股价继续这样快速下跌，可能会出现行业首例“爆仓”案例。

无疑谁都不愿意看到“爆仓”，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大股东不想放弃股权，券商和银行们也不想当这个不光彩“行业第一”，质押人和融资人已然坐在同一条船上。

一位券商人士表示，目前不会逼客户太紧，也不会轻易变动警戒线和平仓线比例，“万一对方资金链断裂，对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事”，但股价要是继续下跌，券商也只能不断催促客户交钱。

停牌成“最佳”选择

想办法让公司停牌此时似乎变成了最佳的选择。尽管这个办法看起来有些鸵鸟政策，但一位券商人士对证券时报表示，“理论上，这个时候股票停牌对双方都好，抵押品的账面价值一直停留在停牌前，我们不用再催收抵押品，而股东也可不必再追加抵押品。”

以华信国际为例，被质押的股数占总股本比例位居两市第一，大股东已经质押了自己拥有的九成股权。不过，自6月15日以来，华信国际一直处于停牌状态。业内人士称这类质押率过高的风险在于，一旦股价下行，客户或会面无券可追加的危险。

牛市之初埋下伏笔

尽管八月以来，在近期震荡市背景下，不少银行和券商一再调降质押率，不断收紧已经在不断收紧股权质押业务。但股权质押触及临界线的隐患早在牛市之初就埋下了伏笔。

第一财经的报道认为，一方面，银行等金融中介出于业务需求，在牛市疯涨期为股权质押放水。一些银行自去年牛市行情初现就加大了对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业务力度。有券商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银行股权质押业务是在和券商的融资融券抢跑道，只不过券商融资融券给小客户，而银行针对大客户。

另一边，牛市热钱涌现，上市公司股东融资需求强烈。自今年上半年以来，股价的快速上涨推动了股权总体价值的提升。出于个人资金使用或者上市公司融资之需，选择股权质押对企业的大股东是个两全其美的选择，既获得了融资，又保留了自身股东地位的稳定。

“负反馈”的恶性循环

国金证券在8月6日的报告中表示，股权质押的影响不容小觑。因在一个持续下跌的市场中，股权质押标的股票的跌幅达到一定程度会引发连锁反应，如果股东不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的话，标的股票的卖出压力会很大，而这又可能导致标的股票的进一步下跌，可能形成一个“负反馈”的恶性循环。

如果股价持续暴跌，将触发股权质押的大面积清盘，作为出资方的银行或者信托风险也会“变现”，压倒资本市场。股票质押的连续爆仓会导致上市公司的迅速瓦解，如果发生市场恐慌、投资者信心全无，跌停的股票无法卖出，银行或信托资金无法回流，导致坏账。此时，作为风险承担方的银行和实体经济就会承受比较大的冲击成本以致无法脱身，股市也会因股权质押的风险暴露而遭遇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