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公布温家宝接受CNN记者专访内容

	温家宝首登美国《时代》封面 　　本报讯 （记者谢来）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上，选用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头像，这是温家宝总理首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该杂志在封面文章中呼吁美国政府客观理性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指出在汇率上做文章不会提升美国产品的竞争力。 0'30'' 视频：温家宝登时代封面 文章呼吁美国反省 　　人民币升值对美国企业无益 　　《时代》的网站上已提前公布了将于10月18日正式出版的周刊内容，封面文章由曾两次专访温家宝总理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资深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撰写。 　　文章称，9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一项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其主要目的是为打击人民币汇率过低，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课征平衡税。 　　“虽然所有人都认为，目前是应对人民币低汇率问题的最好时机，但实则不然。”扎卡里亚对国会的做法驳斥道：“该法案不过是毫无疑义的装腔作势，甚至可能煽动民众情绪。它不能解决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它是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反华情绪的表现之一，忽略了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 　　同样的事情曾在历史上有过先例。1985年美日达成《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可是即便日元升值了50%，也未能让“美国制造”更具竞争力。 　　“2040年中国成头号经济大国” 　　扎卡里亚认为，美国面临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是中国飞速提升的人力资本，即中国的人才。过去30年里，中国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工厂在实现现代化，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效率建造世界级的公路、宏伟的码头和高效的空港。如今，中国正着手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这意味着进入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中国开始投入巨大资源提升人力资本。 　　文章最后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教授的话说，随着高技术工人的增加，这将大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到2040年，中国GDP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 相关新闻 　　温家宝接受专访谈政改 　　本报讯 （记者谢来）《时代》周刊在封面文章之后刊登了扎卡里亚10月3日对温家宝总理专访内容的节选。温总理再次重申中国政府对于汇率和贸易问题的政策，强调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温家宝总理谈到三点：首先，中国不会主动寻求贸易顺差，中国对外贸易的目标是和他国维持平衡可持续的贸易关系。其次，贸易顺差的增长并不一定与汇率政策有关。第三，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主要是由于结构性问题所致。很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美国已不再生产。即便美国不从中国购买，也会从印度、斯里兰卡或者孟加拉进口。而这对于解决两国的贸易不平衡没有益处。 　　被问及是否从此次金融危机中获取经验，是否对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信心时。温家宝指出，管理国家应当注重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他也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缺乏平衡、协调和稳定。对于美国经济，温家宝称一直相信其基础扎实，美国有科技、人才和管理经验的优势，虽然会经历波折，美国仍将度过危机。 　　扎卡里亚的问题还涉及温家宝今年8月考察深圳时讲话提到的：“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此温总理总结了他的四点政治愿望：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此前扎卡里亚表示，在专访之前，希望能提出任何问题，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而他对此评价是，“这是我所见过听过的和中国领导人最开放和坦率（open and frank）的对话。” 　　■ 专家连线 　　西方舆论关注传达复杂信息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指出，温家宝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背后有两大背景。首先，当前正逢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热点，在此问题上中国受到的压力恐为近年来最大。对此，温总理已在中欧领导人峰会上明确强调，人民币升值过快将危及中国社会稳定，对中国经济和世界都是灾难，并呼吁欧盟不要再催逼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 　　此外，温总理近期谈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西方舆论关注同时所传达的信息是复杂的。

	汇率之争：攘外更需安内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汇率纷争绝不仅仅是货币战争，而是当今经济外交战的全新表现形式，是重商时代以邻为壑的贸易战的延续。 每隔几年就发作一次的汇率战，是美国金融规则对高成长性的制造业经济体的围剿。高成长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扰是：如果不增加外汇储备，就会陷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资不抵债的困境；如果大幅增加外汇储备，必然导致本币升值，进而削减本国经济的竞争力。 通过汇率战争，全球经济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战争以来，大致有惊无险平稳发展，付出的代价是让一度位居于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失落了二十年。而现在，压力转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头上，中国2.5万亿的外汇储备如孩童抱璧过市，岌岌可危。 现实情况是，只要美国经济一天不复苏，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就不可能下降。但人民币汇率左右为难：既不能一次性大幅上升20%到40%，否则将导致出口主导的实体经济面临毁灭性打击；也不能每年缓慢升值，连续升值数年，这相当于向世界热钱发出资产价格上升的盛宴邀请函。微幅升值更加限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中国央行不可能在全球低息潮中独自加息。 为了找到突破口，这几年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建立基础社会保障体系，近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IMF会议上表示，“在中国，我们有一套提高内需的计划，包括消费、社会保险体系改革、增加农村地区投资等。” 这样做是正确的，但远远不够，建立基础社会保障体系过晚，对于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过少。并且，建立基础保障体制不等于直接促进内需，考虑到农村地区一个月100元人民币左右的社保基金，不可能促进多少消费，更不可能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国内通胀的压力。 中国必须有长远的战略思维，趁势建立起独立的货币体系与市场化的金融机制，把汇率压力转化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独立的货币政策应该超越于行政权力之上，独立的货币管理系统应该与行政机构独立并行，成为中国经济的有效防火墙。 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独立的货币体系至关重要，在人民币逻辑中，以内为主，以外为辅：国内货币的稳定、与财富增长与居民购买力相匹配的货币是经济稳定的支柱，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平衡，只是货币涨跌变量中较不重要的一环。 中国货币政策必须坚决顶住来自外界的种种压力，以德国汇率市场化为师，避免重蹈日本高汇价低利率制造资产泡沫的覆辙。 是的，人民币固然面临极大压力，但美国等国何尝不是如此？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等的，如果中国制造业遭遇严峻考验，那些做梦希望把精密仪器出售给中国的国家，那些通过人民币升值而减少债务的国家，将大梦初醒，发现他们失去了长久的收入之源。 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速较高，中国的CPI有必要比欧元区高，维持在4%左右，一旦超过这一范畴，央行必须毫不犹豫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辅之以加息手段，保障国内的货币购买力。同时，坚定地、毫不手软地抑制资产泡沫，从利率、税收等方面着手，防止中国经济被投机家们掏空。 国内金融市场化是当务之急。中国已有的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应对外汇支付绰绰有余，没有必要把绝大部分外汇集中于官僚之手，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放松结售汇机制，增加人民币债券产品，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以藏汇于民的形式化解巨额储备集聚于政府的压力。与其用外汇储备为别国买单，不如藏汇于民，分利于民，让民众自己找到外汇使用的方式。 另一方面，国内金融市场化刻不容缓。目前国内在温室保护下的金融机构大多数效率低下、理财能力堪忧，所谓代客外币理财成为代客亏损的同义语。这使得政府对于资本项目的开放心有余悸。截止2009年9月外围股指走出一波较大反弹以来，70%的QDII基金累计净值在1元以下。如果国内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市场体制，如果金融与投资人才蓬勃而出，中国还会面临目前外汇储备净等亏损的尴尬局面吗？ 有人将大型金融机构上市等同于市场化，这是彻底的本末倒置。上市并不等于市场化，并不等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好转、赢利结构的改善、并不等于金融机构摆脱政府金库的尴尬地位，大多数时候，上主市只是坏帐倒逼下的权益之计，只是国有资产套现的武器，就如今年上半年的银行类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集体再融资一样。 中国制造业不能承受汇率压力之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异常艰难，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民营实体经济的过重税收，多数民营企业主无奈成为投资客，44%的民营企业涉及房地产，从珠三角到长三角越来越多的民间资金成为风险投资资金。新三十六条遭遇国企垄断的南墙，到现在还是一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秀。 汇率纷争源出境外，但与中国内部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在外御压力争取汇率缓冲空间的同时，推进国内金融与实体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才是重中之重。只要国内市场化改革成功，人民币汇率才能如马克一样，挥洒自如。

	不要让汇率战转为贸易战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 世界各国政府针对金融危机作出的第一轮回应中，曾经洋溢着令人鼓舞的合作精神。如今，复苏远未站稳脚跟，各方的情绪却已转向指责（有关汇率失调）和倦怠（有关金融监管和其它未尽事宜）。在为下月20国集团(G20)首尔峰会进行筹备时，各国政府必须重新确立紧迫感，以免世界经济迫使他们这么做。 就目前而言，汇率问题继续吸引着最多的注意力。北京方面低估人民币汇率，扭曲了贸易，把负担强加到中国的贸易伙伴身上。尽管承诺要采取行动，但中国政府迄今没有作为。 其他国家应当加大压力，要求中国实现人民币渐进但有意义的升值。这些国家应协调行动，同时注意避免让“汇率战争”升级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争。只要操作得当，这方面的努力将符合各方利益。然而，发表针对中国的批评几乎太过便利了。它分散了对其它紧迫问题的关注，而别的国家有责任针对那些问题采取行动。 危机后的议程不仅涵盖国际货币政策安排，还包括财政政策协调、金融监管改革和金融架构的结构变更——即决定各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 财政政策方面的协调即使曾经切实存在，现在也已完全泡汤了。美国“以身作则”，在辩论其预算政策时似乎是在谈论一个封闭的经济，坚决忽视削减长期赤字的必要性。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欧洲许多国家正在推动立即削减赤字（即便无此必要），同样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需要漠不关心。 在金融改革方面，各国政府有望在首尔批准的新巴塞尔协议只代表了微弱的进展。新的银行资本金要求到位太慢。至于监管方案的其它内容，大多“细则有待拟定”。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多后，复杂跨境金融公司的清盘问题，基本上仍是无人涉足的领域。 在所有这一切中，一个主要障碍是治理架构仍有争议，尤其是欧洲方面不愿把席位让给新兴经济强国。在首尔峰会及之前的几周，各国政府应当下决心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以免下一场危机爆发（或近期危机复活）让一切都变得太迟。

	可是我看到的是人民币还在死命的升值。